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助养老——内驱力、定位与发展走向 | 社会

Original 魏蒙杜鹏学习与实践杂志

2024-09-04

导读

互助养老在完善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互助养老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我们要依托制度优势，深入挖掘互助养老的内在驱动力，明确其定位与发展方向，实现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助养老

——内驱力、定位与发展走向

作者：魏蒙杜鹏

摘要

当前中国互助养老存在着内在驱动力不足、定位与发展方向不够明晰的问题。通过剖析几类主要的互助养老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发现在党建引领这一内在驱动力之外，各类互助养老模式有其独特的驱动。为了进一步深入挖掘互助养老的内在驱动力，持续激发老年人的“互助”动能，明确互助养老的定位与发展方向，提出坚持党建引领、重构社会文化支持体系、营造社区熟人环境、构建互助养老的分层次发展模式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互助养老养老模式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2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97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1]，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不断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系统等造成极大压力。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社会化养老服务缺失，单一的养老模式已然捉襟见肘。作为对家庭和社会养老模式的补充，互助养老的需求应运而生。

互助养老作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是老龄工作对现代化问题的积极回应，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和制度优势。多年来，互助养老在实践中经过了较多的尝试和探索，具体模式如互助幸福院、老年协会、时间银行等。这些尝试在填补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的空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后续研究发现，互助养老的运营并不顺利，面临发展动力不足、推广不力的问题[2][3][4]。各地对互助养老在农村老年人照料体系中的作用，以及社区、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尚不明晰，也阻碍了互助养老的发展和推广[5]。新时期，现代化的建设为互助养老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机遇，那么如何才能充分利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对互助养老提出的要求，促进互助养老的持续发展？具体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互助养老为何发展动力不足？维持其运行的内在驱动力为何？二是如何遵循互助养老的运行规律，确定其定位和发展方向？三是如何才能持续激发内在驱动力，更好的发挥互助养老的作用？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促进互助养老的推广和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将综合国内外实践，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互助养老的内生动力、定位和发展方向展开系统分析，为完善我国老龄社会的治理体系、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

一互助养老的研究回顾

（一）互助养老的主要模式

随着互助养老案例的宣传和推广，学者们对互助养老模式的关注和探讨日渐增多。已有研究多从家庭、社区、政府、社会组织等参与主体着手，对互助养老模式进行总结分类。王伟进认为目前有四类活跃的互助养老模式：在农村主要是肥乡互助幸福院及其翻版，在城市主要有结对组圈式、据点活动式和时间银行式三种[6]。欧旭理、胡文根提出了互助幸福院、守门人、时间银行和合租互助四种类型的互助养老模式[7]。孔伟艳按照互助养老主导者的不同，将各地互助养老实践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政府主导型，如邯郸的“互助幸福院”模式；二是自治组织主导型，如昆明的“巧手暖暖团”模式；三是社会组织主导型，如上海的“老年生活护理互助会”模式；四是家庭主导型，如武汉的“合租互助”模式。[8]亦有学者对互助养老的运行机制进行了探索，研究者认为，时间银行模式建立在“互惠”以及“志愿”精神基础上[9]，其完善要以公益精神的真正觉醒和社会诚信体系的完整建立为基础[10]；合租互助形式主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相互认同及老年互助家园亚文化的建构[11]；重人情重关系的文化理念与熟人社区强大的内在监督能力是结伴互助模式产生的基础和保障[12]。可见，维持各类互助养老模式持续运行的动力机制并不相同，但无论哪种机制的形成，都对社区文化环境有强烈的依存性，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

（二）互助养老的定位

有学者试图通过厘清互助养老的定位来纠正互助养老的发展方向，认为互助养老是介于家庭养老模式和社会养老模式之间的“第三条道路”[13]。其既有社会化养老的特征，又符合传统的家庭养老习俗，是居家-社会化养老的新模式，又是家庭养老的延伸[14]。也有学者认为互助养老并非独立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外，而是渗透于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之中[15]。学术界对互助养老的模糊定位，会导致对互助养老方式的功能和作用的认定上产生分歧：究竟将发展互助养老作为满足老年人照料需求的根本途径，还是改善养老照料服务的有效方式？这种分歧会对互助养老甚至整个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和规划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互助养老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近年来互助养老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影响了互助养老的稳定性和普适性。研究发现，互助幸福院高度依赖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各地成效不一，而且农村互助幸福院普遍存在重建轻管、利用率偏低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16]。时间银行也存在社会公众认知度不足、服务队伍建设不力、计量标准不统一、政策法规缺失等问题[17]。互助养老的实现以信任为基础，这种社会资本能够促使人们之间达成合作默契，形成组织成员之间良好的互动，从而成为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但当前社会公民之间的低信任度削弱了公民参与互助养老的意愿，规范的非均衡性也制约了互助养老的发展，导致互助养老的发展乏力，陷入困境[18]。

综上，已有研究多聚焦互助养老模式的分类和发展现状，揭示了各类互助养老模式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但是，人们对互助养老的定位并未达成一致，对各类互助养老存续和发展的内在驱动机制仍旧缺乏清晰的认识，难以提出提高这种养老模式的可持续性和推广性的有效途径。内在驱动力是促使人从事某件事情的内在力量，而信任是促使人参与互助养老的内在力量[19]。但是，信任缘何产生？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力量？互助养老存在若干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的内在驱动力是否一致？对各类模式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的影响如何？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二中国互助养老的主要模式和驱动力

中国古代就有民间的互助行为，如扶弱济贫、赈灾救难等[20]。宗族是灾荒之年民间互助保障的主体[21]。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很注重利用宗族进行乡间自治，比如“乡老”“里长”等的设置，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集体主义经济与人民公社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居民互助团体的成立。在制度建设层面，逐渐形成了农村“五保”“低保”制度[22]，为后续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地区开始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出台一系列政策强调责任分担，并鼓励社会化的互助养老服务[23]。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由以往的城乡社区自治单位的管控管理逐步转变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方式，互助养老亦开始进入以政策规划引领为主、村民自治为辅的新阶段，成为新型老龄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探索和实践。当前国内推广较为广泛的模式有互助幸福院、时间银行、老年协会/互助养老+社会组织、党建+互助养老这四种，其中互助幸福院、老年协会+社会组织、党建+互助养老是基于中国农村的实际衍生出来的新型养老方式。时间银行发起于国外，引入国内后也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这充分体现出互助养老工作既有一般经验，也有中国特色。

然而，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西方文化的扩散，宗族意识、传统儒家文化对国人的影响力下降[24]，其作为互助养老驱动力的根基已经动摇。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互助养老又以何为驱动？我们以上述四种典型模式为例，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实践方式和所获成效之间的对比，分析各个模式运行的主要驱动力。

（一）社会文化驱动：互助幸福院

互助幸福院是基于地缘优势，以村庄熟人社会为依托，使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实现就地互助养老,是目前农村互助养老的主要形式。2008年8月，在村委会以及村干部的带领下，河北省肥乡县前屯村建立了供孤寡独居老人集中居住的第一家互助幸福院。之后，该模式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推广，各地纷纷展开互助幸福院、幸福大院等试点。虽然互助幸福院等硬件设施迅速推广铺开，但由于政府后期介入式微，互助幸福院在全国的很多地区“运营效果不理想，部分幸福院已经空置下来”[25]。与之鲜明对比的是，早期自发形成的肥乡幸福院等示范幸福院仍然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势头。

究其原因，其一，强大的基层党组织领导是肥乡区互助幸福院发展的保障。互助幸福院从发起、筹备、到运行等一系列程序大多是在村委会以及村干部的带领下完成的，在互助幸福院建设、管理与后续监督方面具有较强的规范性[26]。其二，一种养老方式的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全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支持系统，除去政策支持、经济扶持，社会文化支持系统也是必不可少的[27]。肥乡等村落有宗族制度的传统和“家庙文化”，历来重视对家族弱势成员养老问题的帮扶。虽然肥乡县的家族制度已消失，但尊老互助的理念仍然得以传承。同时，肥乡的人口流动性和村庄的开放性相对较弱，仍是传统的熟人社会，村民之间多有人情往来，因此幸福院的互助养老方式也更容易被老人认可和接受。在幸福院的实际运行中，监管主体是集体村民，村民的主动参与使幸福院有很强的自适应性。可以说，肥乡互助幸福院真正做到了党组织领导、政府治理与群众自治有机结合。

在互助养老运行不利的其他地区，其原因也值得深入分析。一方面，当地政府管理架构存在浓厚的行政色彩，偏向于对接和完成各项工作考核指标，疏于对老人实际需求的发现和满足[28]。偏向形式化的管理运作不仅难以形成有意义的服务覆盖，反倒使党组织在群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引领力下降。另一方面，当前多数地区人口流动性较强，地区内的关联群体不再恒定，居民间尊老互助的文化认同纽带薄弱，无形中瓦解了传统的纵向代际关系，故而互助养老的内在驱动力匮乏，无法自主有序发展。农村互助幸福院要想长期持续地发展，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驱动力的问题，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重构社会文化支持体系，激发群众参与互助的荣誉感、责任感与群体认同感。

（二）利益驱动：时间银行

时间银行本质上是一种志愿服务，与传统意义上的志愿服务的主要区别在于服务的交换性及有偿性，即时间银行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利益为驱动的。时间银行引入国内后，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交换内容不止局限于服务，服务提供者也可以获取一定的报偿。相比无偿互助需要高度的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时间银行的交换服务或低偿互助模式可以给参与者带来一定的实际回报，对特定民众比如有自理能力的贫困老人、有就业需求的人产生一定的吸引力[29]。时间银行模式是对社会交换理论的有力诠释。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是有经济理性的，人际交往、社会交换的最终目的是交换的双方各自获得最大利益。个人具有的这种利己主义与经济理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利益交换模式的可行性。当然，时间银行仍是一种志愿服务模式，志愿服务倡导助人的爱心、美德，利益不应该成为它唯一的驱动力，美德也同样重要。美德与利益相结合，模式的运行才能更为顺畅规范。

近年来，南京、北京、上海等地均开展了“时间银行”养老服务实践的探索。以南京市为例，南京时间银行目前已经建成市级统一的时间银行平台。同时，南京市在增强时间货币的流动性、提高时间银行的可兑付性上也有所创新。如2019年10月，南京市建邺区桃园居社区试点在支付宝存储志愿服务时间，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志愿服务流程[30]，既可确保“时间”的存储和兑换公开透明，还便利了跨机构、跨区域通兑。南京市通过制度化的建设将民众未来的收益固定下来，巩固了利益激励机制。

尽管有诸多先进的尝试，当前仍存在若干问题，制约了驱动力的作用发挥。一方面，多数地区时间银行的实践呈区域碎片化，不同地域的服务无法做到异地兑换，尤其在人口流动加速的当今社会，无法异地通兑无疑制约了服务兑换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很多地区时间银行尚未制度化，其可持续性依然备受质疑。如果模式不能制度化，提供的服务不能兑换，个人将不能保证自身利益的获得，背后的驱动机制就形同虚设。

（三）社会参与感/责任感驱动：老年协会/互助养老+社会组织

老年协会是老龄工作的有效载体、基层组织的重要抓手和党委、政府联系老年群众的桥梁纽带。基层老龄工作面广量大，有规模庞大的工作目标人群，但是相对应的专干数量最少，如果仅仅靠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两委去做工作，显然力有不逮，这就需要依靠和借助基层老协的力量。作为表达老年人自身利益诉求的团体，老年协会为老年人搭建了继续参与社会的平台，通过挖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强化成员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构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组织是承担社会治理责任的重要主体。由于社会组织具有广泛性、灵活性的优势以及开展社区营造、组织动员、服务递送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有条件的地区会引入社会组织来开展互助养老。社会组织本身具有服务社会、激发社会责任感的意愿，这种意愿驱使社会组织参与互助养老服务，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服务的过程中也可以提升自身能力、扩大影响力，实现自身健康有序发展。通常社会组织开展服务需要以当地的老年协会为依托。例如，成都市锦江区柳江社区引入“543社工中心”，依托社区的老年协会，成立了一支20人左右的优老志愿服务队，提供为老年人理发、家政、举办生日会等助老服务。老年协会成员或老年志愿者负责发掘老年人的需求，543社工中心进行资源链接，寻求公益的或低于市场价的服务供给方，同时对助老服务进行协助和支持。在这一过程中，老协成员或老年志愿者获得了继续参与社会的成就感和满足感，社会组织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实现了良性的发展。

然而，当前大部分地区老年协会的作用局限在组织文体娱乐、体检等简单活动，互助养老服务开展相对较少。一方面，一些基层政府对老协在基层老龄工作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老协的引领与支持不到位。另一方面，老年人的主体参与意识不足，权益意识欠缺，对自身应拥有的权益以及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缺乏了解和行动，致使老协发挥作用受限。而社会组织虽然具有参与养老服务供给的潜力，但目前作为互助养老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并不鲜明，社会认可度不高，发展不够成熟，参与养老服务的能力受到制约。

（四）党建引领的制度驱动：党建+互助养老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思想理念决定了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在其中能够发挥、应该发挥的公共性作用。江西省探索的“党建+互助养老模式”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贯彻落实。省级层面，省委将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着力解决的重点突出问题之一，将“党建+农村养老服务”纳入市、县、乡三级党委书记和村党组织书记考评内容。在村一级，村党支部带领村民建设颐养之家，党员们参与颐养之家的管理，支持运作等[31]。江西省将基层党建与当地老龄工作深度融合，将党建引领实体化、社会化，以扩展组织空间和党员联结社会的方式，增进党群关系，推动当地熟人社区的重建，为持续激发互助养老的内生动力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实践证明，基层党组织参与互助养老不仅是成功的基层治理、群众发动的一种途径，基层党组织参与本身也是促进互助养老产生内生动力的一种有效方式。当前一些地区存在基层党组织治理效能不足、服务潜力挖掘不够的情况，发展互助养老服务为其激活群众路线、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构建区域化党建新格局提供了全新的空间和方向。

（五）对四类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驱动力的比较

上述几类互助养老模式各有其独特的驱动，具体如表1所示。互助幸福院以互助互信的社会文化支持体系为驱动，时间银行模式以个人利益与助人的美德为驱动，老年协会以激发老年人的主体参与意识和权益意识为驱动。同时我们不难发现，互助养老的推行中，各地始终坚持发挥党委领导的作用，党委领导是互助工作的核心，是各类互助养老模式得以运行的根本保障。党建引领成功填补了宗族意识、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互助根基的真空，是互助养老全面发展、永葆生机的重要保障。

表1 当代中国互助养老主要模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三中国互助养老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一）互助养老是一种补充性、辅助性的养老方式

养老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事业，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互助养老作为整合个人、家庭、社区、市场和政府养老工作的有效途径，对于任何一个参与主体而言，都是一种补充和辅助。它归根结底是一种综合性的、辅助性的养老方式，而非与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养老方式。一方面，互助养老让老年人生活在相对熟悉的环境中，充分利用村落、社区等闲置资源，通过相互照料、相互慰藉满足自身的照料和精神需求，是在家庭养老弱化的情况下对家庭养老的一种模拟和补充，是家庭养老在新的时代特征下为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做出的一种调试。互助养老并不能替代家庭成员的照料和精神慰藉作用，其本身也需要家庭成员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由于起源于民间，组织化程度低，互助养老本身是存在明显的缺陷的。互助养老保障能力和规范性不足且资金来源不稳定，在提供专业的养老服务方面能力欠缺。就其功能性而言，只能发挥类家庭成员的基本的照料、精神慰藉作用，并不具备提供专业化、标准化社会养老服务的条件，无法对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养老照护服务，也并不能成为社会养老的替代。在老人失能后，仍然需要回归家庭养老，或者选择专业化的社会养老服务。这些都证明了互助养老是一种补充性、辅助性的养老方式。

西方国家互助养老的发展历程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西方互助组织繁盛一时，但也并未发展为主要的养老解决方式。作为与国家、市场分立制衡的社会力量，西方互助组织最终在三方博弈中成为辅助性的非营利部门[32]。早期，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福利与资源，个人或群体必须通过自己的力量找寻资源、获取帮助，这就驱使互助行为从保障程度较低的个体或小群体互助走向保障水平较高的大规模的共济互助。故而，伴随17-18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互助组织迅速壮大。然而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失业率增加，很多相互保险组织破产，互助保障存在的保障能力不足且不稳定等缺点相继暴露[33]。同时在国家福利制度日渐完善的情况下，互助组织承担的社会责任被大大削弱，生存空间被挤压，互助势力明显弱化。除了国家福利事业的发展，商业部门在提供类似服务上的竞争以及专业的医疗组织提供的日益健全且高质量的卫生保健，挤压了互助组织的生存空间[34]。原来由教会组织的互助养老团体一部分发展为专业的养老服务组织，另一部分则逐渐消失，或者仅成为一种松散的社会互助组织。当然，互助的思想与传统得以存留，会在新的时期以新的形式存在，如社区的邻里互助组织等。西方的互助养老最终式微说明它在专业化和规模化方面无法满足老龄社会的养老服务需求，由此导致分化。因此，就其在西方的发展来看，互助养老只能是一种辅助性的养老方式，难以从根本上满足老年人对专业照护服务的需求。

（二）探索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互助养老现代化发展道路

现代化有其普遍的方式和标准，这是他国的经验可以为中国互助养老的发展提供借鉴的理论基础。然而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情况不同，各国的养老路径也并不一致。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35]。互助养老的现代化发展，既要蕴含世界养老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也应深具中国特色、契合中国国情。

一方面，互助养老的发展必须遵循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其一，党委领导是老龄工作的核心，互助养老的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整合形成优质均衡的养老资源。其二，互助养老的发展需明确政府的责任。互助养老的发展离不开各级政府的资金支持、政策推动、宣传倡导。互助养老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多样性需要政府“从上而下”的推动与引导。若局限于民间自发，脱离政府的投入与支撑，养老服务辐射范围则相当有限。同时，互助养老的发展也应以政府适度合理参与为基础，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切忌大包大揽。过多介入容易忽略老年人的主体意识，降低互助养老的发展效率。其三，互助养老的发展应倡导多元主体参与，突出“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要理顺政府、社会组织、村集体、老年个体等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激发各主体的独特优势与互动关系网络，打造多主体协同、具有区域特色的治理体系。

另一方面，互助养老的发展应立足于当前的实际，探索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发展模式，不能一概而论。养老服务体系是在国家政策变革、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和完善。在这一趋势下，互助养老可能最终会向规范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养老服务过渡，但并不会被完全替代[36]。互助养老是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润滑剂”“填充剂”，起到补充、辅助的作用，一味追求互助养老的专业化、标准化脱离了互助养老的本质，过于苛求。先前部分地区大规模兴建农村互助幸福院，力图将互助养老服务发展为专业化、标准化的社会服务范式。然而就当前的情况看，儒家传统文化式微，封闭的熟人社会的环境被打破[37]，传统的互助驱动机制已经消失，新的驱动机制尚未培育成熟，我国互助养老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明显不足。这种情况下，若一味追求互助养老的专业化、标准化，反而会适得其反。过于标准化、机械化的一刀切模式，不仅会浪费大量的物力财力而使其无法持续，还会挫伤原本富有利他动机的民众参与互助服务的热情。互助养老应针对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根据不同主体的影响范围、投入能力等情况，进行区别化设计，提倡多层次、多样化的发展模式，真正做到因地制宜。

四互助养老发展的路径规划

上文剖析了当代中国几类主要的互助养老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互助养老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发现除党建引领这一内在驱动力之外，各类互助养老模式均有其独特的驱动，但这些驱动力的发展尚不完善。为了进一步深入挖掘互助养老的内在驱动力，持续激发老年人的“互助”动能，明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互助养老的发展方向，笔者就政治建设、文化传承、社区营造、制度设计、发展模式五个层面提出如下建议：

（一）坚持党建引领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38]。党组织是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前提与基础。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优势，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法规，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前瞻性的战略视野对未来长效发展合理规划部署。要重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全面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有效对接。在具体的基层工作中，要扩展党建引领的思路，充实党建引领的内涵，将党组织有机融入社区为老活动，将社区助老落到实处；要加强党组织治理创新，不断提高服务能力，探索更新颖、更鲜活的为老服务项目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将互助养老打造成为党组织治理创新的品牌工作、亮点工作；要发挥党组织作为社会关系连接点的作用，并以之为枢纽，构建更为紧密的关系网络，形成多主体积极参与互助养老的新局面。

（二）重构社会文化支持体系

中国的传统孝文化、家族制度，是通过对人们的养老行为进行引导、规范和约束，从而达到整合养老资源的目的。虽然中国的家族制度已消失，但传统的孝文化仍然得以传承，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式成为推动互助养老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始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持续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使之成为推动互助养老不断发展的文化源泉。要把弘扬孝亲敬老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营造尊老助老的社区公共文化氛围；要致力于构建家庭支持体系，巩固和强化家庭照料的作用，树立良好的家风；要利用好村庄的地缘优势和养老资源，树立敬老孝老的村风，培育村民的荣誉感、责任感和村庄共同体意识；要加强宣传引导，使公众对互助的认知从传统生产领域扩展到养老领域，树立起现代的互助理念。

（三）营造社区熟人环境

社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老年人重要的生活共同体，是社会信任资本培育和生长的基本场域。互助养老只有依托于社区，依存社区文化环境，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要依托邻里熟人网络建造社区信用体系，建立社区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信用机制，营造互惠信任的社区文化。此外，可以借助新技术营造“虚拟”社区熟人环境，如开发建设居民互助养老信用信息线上平台，实现信息的互通共享。基层党组织亦可将互助养老虚拟社区作为基层工作的阵地，通过合理的监督、规划、经营，实现党组织与居民社区生活的有机同频共振。

（四）无偿互助与“储蓄/低偿互助”双轨结合

无偿互助更多的是一种利他活动，在利他的基础上个体可以获取对自身价值的认同与服务他人的愉悦感。但无偿互助需要高度的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其带来的愉悦感、认同感也很难确保其稳定性、持久性。只有在利己与利他兼备的服务动机引导下的服务行为才会更持久稳定。

例如，农村互助幸福院在倡导孝文化驱动的同时，也可以引入利益驱动机制。将无偿互助向“付出-积累-支取”的“储蓄互助”转变，建立互助服务“积分银行”；或者将无偿互助向“低偿互助”转变。通过给予适当的劳务报偿，解决民众的就业问题与经济困境，实现养老与脱贫、就业、老有所为多赢。在时间银行的运行中，一方面要尽快将服务活动经常化、稳定化、制度化，建立民众对未来收益一致的预期。另一方面倡导助人的美德，强化助人的情感链接，使美德与利益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契合，共同成为互助服务的驱动力。

（五）探索分层次发展模式

互助养老究竟要采取何种形式，不应当也无法高度统一[39]。需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多主体、分层次发展互助养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初级层面上，对群众自发的小团体互助养老加以规范、引导；中端层面上，培育发展以老年协会为组织者和带动者的互助组织。建议以老年协会为依托建立为老服务信息平台，同时依托专业的养老服务组织为协会成员提供一些专业化的培训；在互助发展层次较高、具备一定经济基础比如有村集体经济的地区，可以考虑引入标准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以专业的服务来带动互助养老，以正式的互助组织带动非正式的互助网络。必须强调的是，较高层次的互助养老需要相应水平的经济基础做支撑。要深度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自身造血机能，反哺互助养老。在此基础上打造“升级版”养老服务，构建更高层次、更广泛意义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22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3-10-13].https://www.mca.gov.cn/n156/n2679/c16620049 99979995221/attr/306352.pdf.

[2][16][22]钟仁耀,王建云,张继元.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1):22-31.

[3]纪春艳.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发展的优势、困境与应对策略[J].理论学刊,2020(05):140-148.

[4]陈功,王笑寒.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理论学刊,2020(06):132-140.

[5]刘妮娜.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定位、模式与进路[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3):133-141.

[6]王伟进.互助养老的模式类型与现实困境[J].行政管理改革,2015(10):63-68.

[7][10][11]欧旭理,胡文根.中国互助养老典型模式及创新探讨[J].求索,2017(11):124-130.

[8]孔伟艳.发展互助养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EB/OL].[2018-03-17].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eory/2018-03/17/content_50718671.htm.

[9]袁志刚,陈功,高和荣等.时间银行:新型互助养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探索与争鸣,2019(08):4-36+197.

[12]赵立新.社区内结伴互助的老年照顾模式探究[J].人口学刊,2018(03):103-112.

[13]杨静慧.互助养老模式：特质、价值与建构路径[J].中州学刊,2016(03):73-78.

[14]赵志强,杨青.制度嵌入性视角下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J].农村经济,2013(01):89-93.

[15]刘妮娜.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1):121-131.

[17]陈友华,施旖旎.时间银行:缘起、问题与前景[J].人文杂志，2015(12):111-118.

[18][19]赵浩华.社会资本流失下互助养老的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0(09):141-146.

[20]苗楠.差序格局理论视角下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渊源、可及性与实践路径研究[J].未来与发展,2023(08):69-73.

[21]毕天云,刘梦阳.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体系初探[J].山东社会科学，2014(04):37-41.

[23]李静,赵爽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叙事与发展路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1):70-79.

[24]李俏,刘亚琪.农村互助养老的历史演进、实践模式与发展走向[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72-78.

[25]袁书华.供需视角下农村幸福院可持续发展对策探究——以山东省LY县幸福院调研为例[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1):106-113.

[26]王静,马晓东.新时代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路径优化研究——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幸福院为例[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20(05):78-83.

[27]张彩华.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的案例与启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57.

[28]李翌萱,蒋美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支持体系的多元整合与优化——基于关中农村9所互助院的调研[J].中州学刊,2020(06):83-87.

[29]贺雪峰.互助养老:中国农村养老的出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5):1-8.

[30]闫晓英,周京.志愿服务与养老需求的新融合——南京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试点经验[J].中国社会工作,2021(05):1-8.

[31]江西省人民政府.江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管理运营指引的通知[EB/OL].[2020-04-22].http://www.jiangxi.gov.cn/art/2020/4/27/art_5066_1763571.html.

[32][33]刘妮娜.中国城市互助型社会养老——定位、模式与路径[J].社会发展研究，2020(03):173-192.

[34]Beito, D. T.,“‘This Enormous Army’:The Mutual Aid Tradition of American Fraternal Societies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J].Social Philosophy & Policy,1997,14(02):20-38.

[3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

[36][39]杜鹏,安瑞霞.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下的中国农村互助养老[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3):51-57.

[37]郝国强.优序求助:互联网时代的乡村互助关系重构[J].思想战线,2020(02):92-100.

[38]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J].求是,2023(11):4.

（▲向下滑动查看全部注释）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项目编号：21ZDA106）。

作者简介

魏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杜鹏（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4年第4期。

-end-